如下是我院教师张爱玲在《一席》的演讲全文《没伞的孩子》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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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好，我叫张爱玲，笔名艾苓，是“西大”的老师。西大是绥化学院，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，因为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，绥化人就把绥化学院称为西大。

我1985年考入绥化学院，当时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。2004年的时候，绥化学院专升本，是1999年以后升本的全国600多所高校之一，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。

绥化在欠发达地区，所以到我们这儿来报到的学生，很少有人喜气洋洋，多数人都很委屈、很沮丧，他们一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这种情绪消化掉。我读书时候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

我的学生们多数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县城，除了黑龙江本省的，外省的比方说甘肃的、陕西的等等。在报到季的时候，我在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那些红色面孔和黑色面孔的家长。和这个相关的有一组数据是，绥化学院的贫困生一直都是占40%左右；我的学生们大概30%以上的人曾经是留守儿童；50%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。

到现在为止，绥化学院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杰出校友，既没有高官，也没有富豪。他们绝大多数从基层来，然后又回到基层去，过普通人的生活，做普通人的工作。2005年回到母校教书以后，我自己耳闻目睹了学生们的成长，我就想，是不是应该以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下来他们的故事，今年出版了这本《咱们学生》。

我特别愿意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学生故事，他们都是“没伞的孩子”，下雨的时候，他们肯定要比别人跑得更快才行。

我要讲的第一个学生，是女生贾。写作课刚刚开课不久，贾的作品被推荐出来讲评，我请她谈一谈写作的经历，她说我要写的说出来就太残酷了，现在写的都不是我想说的。“有的时候我站在七楼往下看，就想我太累了，看不到希望，要是哪天我扛不住了，干脆就从这儿跳下去，跳下去以后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”当时我吓了一跳，我不知道这个贾到底要承受多少压力，她的身高不到一米五，体重也就六十斤左右。

放学以后我跟她一起在校园里走。她告诉我她来自农村，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，都没有劳动能力，她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她说她要靠助学贷款和自己打工才能把大学读完。我特意找了她的班长，请她关照一下贾。班长人品非常好，在进行助学金评定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申请撤下来，把最后的名额给了贾。

两个月以后，也是在写作课上，贾忽然站起来说你们发现了吗，从咱们的教学楼西侧窗口往外看，景色太美了。其实绥化冬天非常长，应该说在很多人眼中，一个北方的小城市，冬天毫无风景可言。但是贾告诉我们，从西侧的窗口往下看，雪上面有落叶，是黄色的，雪化了以后，露出来的草还是绿的。

写作课结束以后，我和贾也还是保持联系，知道她一开始在一个写作学校打工，后来到了一个儿童心理辅导机构工作。寒暑假正是学生放松的时候，也是她最忙最累的时候。但是每次见到她，她都非常高兴。她说她们这个机构的老师先要接受系统培训，她在接受完系统培训之后，既能解决孩子的问题，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心理问题。

大学毕业前夕，这个班有很多人向我报告喜讯，有的考上了硕士研究生，有的考上了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，但是贾一直都没有消息，后来我在人人网上就看到了这幅照片。

她告诉我，所有的这些考试她都没有参加，她要回到家乡去工作，要照顾自己的父母。她还跟我说：“老师，四年的助学贷款，我现在就全都还清了。”那种自豪溢于言表。这份成绩单的份量，我想只有贾自己才知道。

在我的学生里，还有一些曾经做过支教生，绥化学院的支教生是到附近的农村中小学教学一个学期，有的还要当班主任。每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，我都跟他们说，一定要去，要毫不犹豫地去。

这些孩子在2007年8月份作为第一批支教生到了支教点。学校的情况、条件的艰苦，让他们特别惊讶。咱们就说住，他们有的要住在学校的锅炉房或者仓库里，还有的住在四处漏风的草房里，如果能住到老百姓家里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往往要自己生火取暖，还要自己做饭吃。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学生安，她就和食堂的阿姨住在一起。

她们住的小屋在食堂的后面，没有窗子，进门就要上坑，开门一定要开灯，要不然里面伸手不见五指。烟囱从这个小屋里穿过，安每天回去都发现小坑上有很多黑色的盖盖虫。有的同事告诉她，这些虫子有可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，她找了很多报纸把烟囱糊得严严实实，到了晚上小坑上还是虫子。每天睡觉之前安都要把盖盖虫清扫好，但是睡着以后，那些虫子又从四面八方袭击她们。最开始，我的学生需要胆战心惊地隔着几层报纸去捏死那些虫子；后来，她可以直接用手就捏死它们；再后来，工作非常累，她可以眼睛不睁就把它们干掉了。

安还给我讲过一次讨论课。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讨论课，说得很热闹，越说越远，就是不说和讨论有关的话题。课堂失控，安非常恼火，但是她不舍得骂这些孩子。等这些孩子终于安静下来，安说看来我没有经验，我教不好你们。回到办公室以后，安发现教科书、参考书里面有很多孩子的纸条，这些孩子在纸条里说对不起老师，我们错了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不要我们。第二天她批作业的时候，这样的条子还会从作业本里出来。

后来有一个小女孩交给安一张照片，说：“明天我不来上课了，以后我也不来了。”安一听不对，当天晚上就去家访了。她走到了这个家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：孩子妈妈肚子很大，看那样快生了，她家的小坑上还有一个女孩子，两三岁。孩子的爸爸说女孩子上学有什么用啊，干脆让她给她妈妈看孩子算了。安特别生气，直接当着孩子爸爸的面说：“女孩子怎么了，女孩子学到本事照样有出息。你们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，想让孩子跟你一样混吗？”她越说越生气，也不等人家送开门就走。第二天上早课的时候，安在教室里又看见了那个女孩子，她马上过去说：“别让爸妈失望。”

支教结束之后，安没有再回到这所支教学校，但是她一直和这些孩子保持联系，那个险些辍学的小女孩，最后还是辍学了。安的学生大多数都没有读高中，他们到外面去打工，多数人都已经结婚了。在她的学生里，考入大学的最后有七八位。

这些支教生，大概有一半毕业以后考取了教师岗位继续做老师，其余的，我想不管做什么，半年的支教经历肯定是他们一生的财富。

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另一个学生群体，这些学生应该算是“考碗族”，他们把考取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当作就业目标。你可能认为这些人就业观念太陈旧了，或者告诉我在体制内还有哪些弊端，但是我特别理解他们。我曾经在县城一个机关做过九年公务员，现在也生活在小地方，我知道小地方给孩子们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，创业空间也很狭窄，“考碗”必然会成为一些人的选择。

也是考虑到有些学生要“考碗”，绥化学院中文系在2009年开设了申论写作课，安排我主讲。第一堂课我一般都跟学生说，这门课不好玩，没有我教的其他写作课好玩，但是对“考碗”很有用。

在“考碗”的这些学生里，我最熟悉的是小玉。她的“考碗”经历，说起来特别像虚构的故事。有一年她参加了国家某局直属单位的考试，笔试成绩第一，超过第二名14分、第三名16分。我想这回是没有什么悬念了，她肯定会“上岸”的，但是她的小伙伴告诉我小玉失利了。我马上发短信问小玉，现在有没有考试录像，还有没有申诉的机会。小玉告诉我没有面试录像，也没有当场公布成绩，最后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才宣布考生成绩。她的面试成绩不高，第三名，就是差她16分的那个考生最后胜出。

小玉安慰我说老师，没关系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反正不是第一次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她还说了一句话，我的背影终究没有背景来得强大，我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。大概是半年以后，小玉参加了吉林省的省考，笔试成绩还是第一，最后又败北了。她的总成绩和最后上岸的人分数一致，但是根据当地的考试规则，当考生总分一致的时候，面试成绩好的胜出。小玉什么时候上岸的呢，她在参加了第18次笔试、第6次面试之后，考进了一家基层法院。

经常有朋友问我，你的学生中有优秀的吗？言外之意就是我的学生都是人家选完剩下的，学生苗不好。但是每一次我都告诉他们，有，有很多。在一般人的判断标准里，学生优不优秀的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学业标准。但是我一直想，高考只不过是一次考试而已，我的学生那么年轻，年轻就意味着他们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。

前些天我见到了一个女生，这个女生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，后来越来越严重。在她大学毕业前夕父母办了离婚手续，大学毕业以后她带着妈妈找工作，一边拼命赚钱，一边还要照顾母亲。现在她妈妈康复情况非常好，生活能够自理了，而且每天精神愉快，让她哄得乐呵呵的。我问她有成就感吗，她说我没有，我说现在我告诉你，你非常了不起，妈妈的晚年完全因为你改变了。

在我的眼里，无论我的学生从事什么职业，只要他们自食其力、有所担当，就是在为这个社会做贡献，就是我眼中的优秀。

其实也有几个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就消失了。我想有可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证，没有铺平他们的创业路、就业路，也可能他们认为自己混得不好，并且因为自己混得不好，就想切断和这个学校所有的联系。这个社会确实很功利，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功利的，但是我一直觉得师生关系应该是零功利，我真的很惦记这样的学生。

前几天参加婚礼，我看到了另一个男生。这个男生是那场婚礼的司仪助理，他戴着白手套，黑西装，一会儿台上一会儿台下地忙，每次他出场的时候，那双白手套都特别耀眼。仪式结束后，这个学生低着头匆匆离开，可能他也是觉得自己混得不好。但是他不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师认出他的时候有多高兴，我们说：“看，那是咱们学生。”有可能几年以后他会由司仪助理成为司仪，或者成为这个婚庆公司的主管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是司仪助理，但是这有什么关系，他还是我们的学生。我想在任何一个场合碰见他，我都会说：“看，那是我的学生。”

可能有人问我，我为什么要关注他们？我也曾经是“没伞的孩子”，我父亲是砖厂的工人，母亲是临时工，兄妹六人，我排行老四，家里人口最多的时候十二口人。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没伞的孩子，从农村出来的。大学毕业几年以后，我才有了人生第一把伞，那是一把非常普通的黑伞，但是有了这把伞，我好像拥有了一座在风雨中行走的房子，那种幸福感和安全感，只有经常在雨中奔跑的人才能体会。

也是回到这所学校，遇到这些没伞的孩子，我特别想帮一帮他们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能够走近他们也是因为我教写作，我经常会把自己的作品读给他们听，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过错和糗事。他们也坦诚相待，写自己、写亲人。

我记得有一次在家里批改作业，一个男生讲父母离婚之后他多么绝望，他是怎样吞下那些药物，爸爸又是怎么把他从生死线上拉回来。我一个人在家里哭得稀里哗啦。他的一个同学看过这个作品跟我说：“老师，刚刚结上的疤，我们暂时不要当众撕开。”因为要尊重个人隐私，这篇作品没有拿出来讲评，但是我一下子记住了两个男生，一个男生曾经受伤，另一个男生在一旁默默地关注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写他们？我是不是要为他们代言呢？虽然都是没伞的孩子，但是我和我的学生是不同的两代人，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，毕业以后就有一份现成的工作等着我们，有时候还很体面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大众化教育，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，就业难度也增加了。我现在是打着伞站在雨里，我想我无权为他们代言。我写他们，因为我离他们更近。

我写他们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受我娘的刺激。我娘姜淑梅，是我在写作课之外培养出来的一个编外学生。她成为畅销书作家以后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她说：“张老师，你的书加印过几次呀？”我说我出版了三本书，一次都没有加印过。她又问我一个问题：“都说你写得好，写得好为什么不加印呢？”

我怎么说，无言以对。我觉得假如她不是我娘，只是一个作家，是我的同行，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嫉妒她。但是她是我娘，又是我教出来的学生，我想我需要反省一下。反省以后我发现，我娘的作品接地气，我写的很小资、不接地气。写学生故事其实也是我接地气写作的一次尝试，今后我还会继续关注这个群体，学生落脚的地方都会成为我未来要去的地方。

常听到一个词叫阶层，也常常听人探讨说阶层固化的问题。一个社会存在阶层是正常的，阶层固化却需要打破。我的学生和他们贫寒的父母都来自底层，但他们不需要怜悯，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。我想我能做的还有祝福，我要祝福他们每一个人。谢谢大家。